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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東漸與晚清語言文學》

段懷清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簡介

段懷清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哈佛—燕京訪問學者。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及國際漢學。著有《<中國評論>與晚清中英文學交流》《白璧德與中國文化》《蒼茫誰盡東西界——論東西方文學與文化》《王韜與近現代文學轉型》《清末民初報人一小說家:海上漱石生研究》《賽珍珠的小說中國》等。

作為一個西方概念,Literature通過新教來華傳教士在晚清中國衍生的故事,大體上經歷了旅行、落戶和入籍這樣幾個階段或“身份”轉換。

而從歷史(時間)—地域(空間)維度而言,這一概念的“中國化”或近代化,大體上又經歷了離岸時期(Offshore Period,以馬六甲時期為中心)、到岸時期(Ashore Period,以香港英華書院以及上海墨海書館時期為中心)以及內地時期(Inland Period,以三次新教傳教士上海大會時期為中心);而就其所包含的基本內容及所涉及的領域維度而言,則又橫跨文獻、文本、著述出版物、文教、文化、特性。

而就Literature這一概念的適用語境而言,則又可粗略分為英語語境(或西方語境)、中西跨語言—文化交流語境以及中文語境。在上述三種不同語境之中,Literature的實踐形態,則又大體上可描述為“旅行”“落戶”與“入籍”三種狀態。

而在上述三種狀態語境之中,這一概念所依托的文本經驗、審美歷史,以及所喚醒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權利意識等亦是存在差別的,某些時候甚至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緊張乃至輕度對抗,而并非是后來所確定下來的在英文的literature與中文的“文學”之間幾乎可以直接互換的關系—而當Literature與中文里的“文學”完全相等或直接互換使用的時候,實際上一方面意味著這個晚清中國進入中國的西方概念—晚清耶穌會士的經驗此不納入考察分析—已經完成了它的異域旅行、落戶和入籍的故事,成為晚清中國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宏大歷史敘事中雖不格外引人注目卻影響深遠的一個關鍵詞個案。

它預示著中國文學的傳統時代趨于落幕或結束,一種努力嘗試并逐漸注重與非中國的外部世界或中外之間的“文學”傳播交流、呈現出更為多元及多樣、更加強調創造性及未來性的“新文學”或“現代文學”的時代,似乎也已經呼之欲出。

作為西方概念的Literature

在晚清中國的“旅行”史

無論是從最早一代傳教士們的日記、往來書札、提交給差會的報告等多種文獻亦或后來的歷史事實來看,晚清來華傳教士們在來華之前或來華之后相當長的時期之內,都沒有將他們的使命及歷史文化定位停駐在“文學”之上——更確切地說是Literature上。

顯而易見,傳教士們并無意成為中西之間跨文學交流的使者(agents)或中間人(middle-cultural men)。他們因為種種原因,而將其來華使命從基督教化中國延伸擴展到西方化或現代化中國,歷史而具體地看,基本上是為了更好地策應、推動落實或實現其基督教化中國的宣教使命,而西方化或現代化中國這種世俗意義上的“文化改造”與“文明進步”,并非總是與傳教士們的宗教使命完全一致的。

而晚明來華耶穌會士與晚清新教來華傳教士不約而同地選擇將當時已經處于先進地位的西方科學技術文明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手段方式來服務于他們的宗教使命,一方面說明了耶穌會士、新教傳教士們在中西交流層面主動或被動的自我認知、自我選擇與自我定位,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當時中國對于外部世界的需求興趣所在以及認知方式及狀態。

離岸時期的literature(或“文學”)與文學交流

這里所謂“離岸時期”,主要是指最早一批新教傳教士尚不能獲得晚清官方正式許可在中國土地上停駐,更不允許從事宣教布道等宗教活動,甚至連購買書籍、學習中文等活動亦一并被禁止的時期。在此期間,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郭士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ǘtzlaff,1803—1849)、米憐(William Wilne,1785—1822)、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修德(Samuel Kidd,1799—1843)、理雅各(James Legge,1825—1897)等傳教士,亦就只能夠在中國南部沿海(包括澳門)以及東南亞地區尋找落腳點。而馬六甲也就逐漸發展成為了他們面向當地華人宣教以及事后進入中國內地宣教的基地。

以馬六甲為中心的離岸時期,作為西方概念的Literature,與中文的“文學”甚至中國傳統的詩文之學并沒有直接的、密切的接觸。某種程度上,這一時期也可以視為雙方圍繞著literature或“文學”等關鍵詞初步試探性接觸的階段。而其代表性成果,體現在字典編纂及《圣經》中譯、中國文獻典籍闡釋以及仿照中國通俗普及型文本而編纂的中文宣教讀本等方面。

早期或離岸時期傳教士們的中國知識及認知,受到客觀條件以及主觀意愿、立場、觀點等方面的諸多牽制。無論是馬禮遜的日記、往來書札,還是米憐的《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其中均提到當時馬禮遜在廣州、澳門甚至馬六甲等地學習中文以及雇傭當地“文士”作為其翻譯《圣經》的中文助手的情況。

而今天所能了解到的基本情況是,馬禮遜當時根本無法尋找到或雇請到真正意義上的本土文士來幫助他學習中文或翻譯《圣經》。即便找到所謂“文士”,基本上亦是民間底層稍微有些書寫能力者,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儒生或作家。

這是新教來華傳教士來華初期,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所遭遇到的基本狀態。他們顯然仍處于中國文化的“離岸”狀態,在一種移民及離散人群中頗為不易地接近并獲得對于中國正統、主流文化客觀受限的閱讀認知與文化體驗。

作為對上述境況某種意義上的一種回應或反襯,是離岸時期的傳教士們如何尋找在中國的傳人或歸化者,包括信仰、知識、思想甚至生活方式等各方面。

米憐的《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第十章中提到一個頗為有趣的事例。1813—1814年間,傳教士社團收養了四位華人孤兒,并由馬禮遜夫婦監管。這是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事實”,一方面,它反映出傳教士來華初期或離岸時期,要尋找到一位信仰、知識、思想上的中華“傳人”或后繼者是多么困難,另一方面,他們所能夠收養并監管的這些“孤兒”,不僅是血緣親情上的“孤兒”,也是知識文化上的“孤兒”,他們與他們的文化母國之間,已經失去了有效的、穩定的、可持續的聯系。當然這也近乎自然地成為來華傳教士們“再造”、歸化這些孤兒的文化前提或心理基礎。

而這也進一步昭示出如下事實,即無論是傳教士的中文教師、助手亦或他們的歸化對象,既然只具備這樣的文化素質與修養,傳教士們又如何能夠與之展開一種具有基本的對話性與對等意義或形式上的中西之間的“跨文學”交流呢?

到岸時期的literature(或“文學”)與文學交流

離岸時期新教傳教士不能夠深入中國本土或中華文化的核心地域來進行跨文化接觸與交流的尷尬局限,因為《南京條約》的簽署而有了改變。其中香港、上海兩地,成為這一時期中英或中西之間跨文化接觸交流最為集中和頻繁之中心,亦由此揭開了晚清中西之間跨“文學”交流的所謂“到岸時期”。

在此階段,無論是香港還是上海,又分別以英華書院和墨海書館為中心,形成了晚清新教來華傳教士在華傳教布道的東、南兩個中心。從歷史及文化兩個維度來看,香港、上海這兩個中心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宗教方面,或者說并不完全在宣教布道方面,甚至也不完全在《圣經》翻譯方面,其在西學翻譯方面的實踐及貢獻,無論在當時亦或現在,更為世人所關注。

同樣在此階段,英文語境中的literature,與中文語境中的“文學”,開始出現正在逐漸明確的關聯,不過看起來這依然是一種帶有嘗試性的、松散的、不固定或不穩定的關聯匹配。

就香港時期而言,在中西跨文學交流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當為理雅各、何進善以及在英華書院印刷所擔任技術工作的黃勝。

與香港相比,到岸時期另一個同時亦更為重要的中心上海,無疑是此間中英或中西之間跨文學交流展開最為適宜的空間—相對而言已經大大寬松了的生活與中外接觸環境(傳教士們甚至一度可以到杭嘉湖地區、南京等地旅行傳教)—而這一地區相對發達的文教傳統及人文環境,也為來華傳教士們近距離地觀察體驗中國士紳文化、閱讀中國精英文學提供了更多機會或條件。

而當時上海因為太平天國運動而聚集了數量可觀的江南地區的落難士紳,其中就包括與墨海書館之后維持了較長時間雇傭合作關系的王韜、蔣敦復、李善蘭、管嗣復、郭友松等知名文士學者。

總體上看,上海時期來華傳教士所生成的中文文本的文學水平,要明顯高于香港,更是高于離岸時期。當然這與墨海書館的中文助手們的中文修養明顯要高于香港及離岸時期傳教士們的中文助手的事實密不可分。

不過有一個事實同樣顯而易見,那就是上海這些與傳教士合作的文人學者,當時亦基本上處于他們各自生活、事業的雙重“艱難”困境之中。這也進一步昭示出如下事實,即來華傳教士們要想在中國尋找到他們的異國知音、同路人或追隨者與繼承人,當時除了從那些被本土知識、思想與權威中心邊緣化或排擠出來的零落者中去發現培植,或在離岸離散華人社群中培育,或者就是上述中心的質疑者、挑戰者甚至批判者,之外并無體制性的方法措施來落實傳教士們的來華使命—京師同文館、廣方言館這些晚清中西跨文化交流中由本土官方力量所主導的體制性的探索努力,從一開始就不允許外來宗教話語及勢力的滲入,自然亦不以literature或“文學”為其進出口之目的。

而上述事實亦揭示出另外一個歷史現實,那就是即便是在“到岸時期”,盡管傳教士們已經可以接觸到本土精英文人,但這些文人卻往往是在官方、正統精英體制之外的失意之人或仕途不暢者。

而“到岸時期”的中西跨文學交流,亦就難免打上了這種時代烙印—一種在主流、正統、精英文人體制邊緣甚至之外所生發出來的跨文化對話與交流。

作為這一時期既由來華新教傳教士主導且又在真正意義上具有中英或中西對話交流性質的“文學”“事件”,大概是《六合叢談》上所刊載的由艾約瑟撰寫口譯、王韜筆述的“西學說”系列文論。這一事件的“文學”史意義在于,首先,這是在一份公開出版發行的中文期刊上較早專門介紹“西方文學”的系列論文;其次,從這系列文論所涉及內容看,基本上以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為主,其中介紹了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等,當然亦介紹了古希臘、羅馬的古代文明、文化及其他文獻—在這里,literature基本上依然是一種古典意義上的內涵用法;再次,這系列論文被翻譯成為了中文,其中第一篇還將western literature翻譯成了“西國文學”,這種譯法,已經無限接近于今天的翻譯習慣。

當然之后該系列中的另八篇文論回避了literature的“文學”屬性,也放棄了最初的“文學”譯名而改譯為“西學”。

這也說明在1850年代的上海時期,literature已經有了它較為確定的中文譯名,而偉烈亞力、艾約瑟乃至麥都思等人大量的中文文體寫作實踐,事實上亦在拉近傳教士們對于中國文學在寫作領域中,尤其是“文”的寫作實踐層面的距離—而Literature亦不再只是一個僅僅基于西方文學歷史和文學經驗的概念術語,而是有了與來華傳教士們的中國文學文本閱讀及文學書寫經驗初步結合的感受體驗。

但在此時期,傳教士們依然只是在英語語境和初步展開的中西跨文學—文化對話交流語境中使用literature,他們依然不能真正意義上深入原本由本土文士所主導的有關中文語言、文學評價甚至文化改良這樣的話題空間當中,也就只能采取既能適應本土文士精英、亦能照顧本土底層民眾的語文雙相適應策略。

這種適應策略本身,就是來華傳教士未能真正意義上主導跨文學—文化交流的一個事實。

內地時期的literature(或“文學”)與文學交流

以1877、1890年兩次上海傳教士大會為標志的“內地時期”,在時間上與上述“到岸時期”有交集,在人事及話題經驗上有延續,但顯然亦有超越和突破。在此期間,literature與中文里的“文學”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呈現出一種更為明確且穩定的關系,但另一方面,英文里的literature甚至中文里的“文學”,依然不時指向一般著述出版物、“文教”等,而非固定指向或僅限于今天意義上的“純文學”。

但與前面所述兩個時期相比,內地時期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來華傳教士在翻譯、著述、文化傳播等方面的自我主導意識越來越強烈明顯。

尤其是那些深入到中國北方內地—譬如河北、山東等地—的傳教士,已經不再僅僅滿足于西學翻譯介紹—與英華書院(《遐邇貫珍》)、墨海書館(《六合叢談》)均曾在晚清西學入華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有所不同的是,內地時期的一些來華傳教士,卻并非是以其在西學引進及傳播方面的“事功”而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反倒是在更靠近其傳教士身份與使命的宣教布道方面,甚至在晚清中文的語文改良方面的實驗嘗試而令人印象深刻。

與前述兩個時期相比,內地時期傳教士們似乎更加突出了語文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圣經》中譯過程中體現并實踐來華傳教士們對于語文改良的自主立場和獨立主張。而與前述兩個時期不同的是,內地時期的傳教士開始在區域方言以及文言書面語之外,尋找并實驗一種可被廣泛推廣使用的“民族共同語”—以北京官話為基礎,同時又能兼顧中國自身歷史文化傳統以及晚清以來中西跨文化交流成果的新的共同語。

這一新的共同語,并非是簡單借用現有官話,而是以此為基礎,創建一種“國語”。這種“國語”不僅試圖解決中國一直存在著的言、文分離的語言狀況,而且也試圖彌合因為區域方言、地域方言等語言分隔而造成的“國語”缺失的語言狀況。

如果傳教士們的這種努力及實踐成功,則無疑為近代中國的語言改良以及語文統一開辟了道路,甚至也為一種言、文統一的“國語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當然,真正落實完成這一訴求的,并非是晚清新教來華傳教士及他們的本土合作者,而是梁啟超們所倡導的“小說界革命”、晚清都市口岸文學實踐,以及五四前后的留學生們所主導的新文學及新文化運動。

也就是說,與前述兩個時期基本上沿襲的本土語文適應策略明顯有所不同的是,內地時期的傳教士們正在努力超越“適應”策略,進入到一個更積極同時亦更呈現出自我主導性的“改良”策略時期。

而就上述實驗的本土合作者身份而言,既不同于離岸時期本土合作者選擇余地有限、中文修養亦有限的情況,亦不同于到岸時期尤其是上海時期本土文士中文修養“過高”、本土文化文學意識過強而難免出現的“緊張”或刻意的“自我壓抑”,內地時期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圣經》和合本的中文助手或譯者,基本上為此間在傳教士們所開辦的教會學校中接受教育并畢業、同時又有較好的中文修養的新一代本土知識分子。

相較于本土傳統文士,這批青年文士的知識結構、世界意識、文學觀念甚至生活方式等,已經發生較大調整或改變。

而作為與內地文士更緊密聯系的兩種方式,無論是在晚清中國中下層士紳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萬國公報》,還是傅蘭雅發起主持的“新小說競賽”,均為由傳教士主導推動的西方化(或現代化)與基督教化中國運動的具體體現。

《萬國公報》事實山也成為晚清語言、文體改良實驗的一個重要平臺,尤其是對于近代科普文、學術文和時政報章文的發展,顯然起到了示范和推動作用。而“新小說競賽”,則將“小說”與社會改良、文明進步甚至民族富強以及國民性改造等時代重要主題明確又不失時代歷史邏輯地聯系在了一起,既有利于提升改變小說在中國文學語境中的傳統地位,又有助于推動小說在題材、語言、文體以及主題思想等方面的近代改良與革新。

傳教士語境中的literature及所謂的文學交流,已經從一般意義上的文本翻譯、概念介紹等,擴大到直接參與本土的語言文學改良甚至一度引領本土的語文改良。

本文選自《西學東漸與晚清語言文學》,原文題為《Literature作為一個西方概念在晚清中國的“旅行”“落戶”與“入籍”》,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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